学种植使得每亩田能最大限度地种植稻苗，再加上使用化肥、有机肥增收，化学农药的除草除虫，这里水稻均亩产可达到640公斤。据说在西南地百色地区，这个产量还要再高这么几十公斤，而且更高产的稻种、更先进的抛秧种植方式正在那边进行最后的研究实验。

　　提到这里还要再说明西南的农业税，西南的农业税相比其他势力治下要少很多。虽然西南政府收购公粮价格略低于市场流通价格两成，但我所接触过的所有农民都对此毫无异议。在淳朴的农民心中，感恩和报答的情感使得西南政府拥有着这样狂热的支持。

　　在桂林我驻留了一年，在这里我详细了解了西南农业地情况，这一年中我向原报社寄去十多篇对西南农业地报导。但是却泥牛入海毫无音讯，直到一年后我才得知，原报社对这种关注平民大众生活的报导丝毫不感兴趣，他们更需要我挖掘西南政府、特别是李、白二人地故事。无奈之下我只好终止了对民间大众的探访和追寻，转而回到桂林，申请采访李督办。

　　只可惜李督办当时不仅是西南的幕前领导者，同时也是国内政坛中举足轻重的人物，要想采访他是何等的困难。不过我灵机一动，在采访目的上填写了我在桂林农村一年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和一些不明之处，这份申请书果然很快地只用了两天时间就被批准通过。第三天我便来到李督办的会客厅中得以进行独家采访李督办。

　　采访中。李督办对我在民间调查研究了一年的做法非常的认可。并要求我从非西南人员的角度去观察、理解、判断西南政府的各项做法是否正确。我对李督办的问题都作出了一一的回答，这次的采访更向是李督办采访我。他问我答的时间更长。采访的时间原本预定只有一个小时，但是实际我们相互询问交谈的时间达到了五小时以上。李督办非常高兴能得到我以一个非西南人员的角度看到的西南，并毫不隐瞒地指出西南政府的一些做法的利弊，也很欣喜地听到西南底层民众内心真实的声音和想法。采访的最后，李督办建议我再到西南的其他地方走走、看看，去了解更多的真实情况，我欣然答应了李督办的建议。

　　就这样，独家采访完李督办后我就职的原报社给予了我丰厚的报酬，我也欣然离开了桂林，先后来到了广西的柳州、百色地区。

　　如果说在桂林我看到的是一片农业产业兴旺发达的景象，那在柳州、百色两地就是工业、重工业发达的惊人场景。

　　在这里，我凭借着李督办专门帮我签发的证明和许可，我可以采访接触到很多工人和深入到生产单位中去了解真实的生产和工人们的真实生活情况。当然，我还是自动回避了一些涉及保密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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