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及对待张喜的先例,廷尉宣璠说不定又是一枚弃子。
此事一旦闹大,无论王允对宣璠是放弃也好、力保也罢,都会对王允的名声造成一定损害,到那个时候舆情汹汹,就算是皇帝无意如此,也不能等闲视之。
皇帝也不答话,示意刘艾先说:“陛下,臣愚以为此事不可大肆声张,如今李傕、郭汜等人拥众四万盘踞陕县,其人非坐而待亡之辈,见朝廷迟迟未发赦诏,难免不会铤而走险,酿出祸端。再加上关中凉州将校、朝中董卓余部因近日‘杀尽凉州人’的传言而人心不稳,此时再兴大狱,逐一过府,岂不是表明朝廷对其的不信任?若是有旁人挑唆,关中必将大乱以应李傕、朝廷亦将自绝于凉州,此殊不可为也。”
“你说得对。”皇帝沉默良久,从榻上站了起来,负手在背,四处走动,缓缓言道:“此事关系重大,又正处非常之时,不能闹得满城风雨,人尽皆知。所以此事只能有审案人等、以及你我得知,若是事情传到他人之耳,可别怪我不讲情分。”
杨众、刘艾俱是一凛,纷纷拜服称是。
跟杨众的心有不甘比起来,刘艾却是大松了一口气,皇帝不愿在此事追究下去,将事态扩大化虽然多半是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但还是不可否认其对王允的一丝回护之意,看来王允还是在皇帝心里有一定分量的,两者之间的斗争或许没必要到你死我活的那个地步。
“杨众,你带我的话去一趟廷尉府,传告宣璠与法衍。”皇帝点到,把案子定下了一个基调:“尔等即日上奏,就称该等贼子乃黄巾余孽,勾结乱兵匪徒,意图劫掠长安市民,误打误撞遇见了我微服在外,所以才会发生刺驾的事情。此事没有人暗中传递我的行踪,更没有事先定下诡计,你们私下商量好,不要说错话。”
杨众知道此事就算板上钉钉了,而且刘艾适才说的也在理,此时把事情扩大确实会把倾向朝廷的凉州人推倒李傕阵营里去。
在想清楚之后,杨众将其藏在心里,以待时机成熟的时候再拿出去,到时没准还是压垮王允的最后一根稻草。
“尔等既已定罪,便挑选时日,将该等贼人处死,至于那青牛角,我会让京兆尹等人暗中查访,你们就不要声张了。”
皇帝这厢定好决议,只言刺驾一案乃黄巾余孽偶然发作,但对于黄巾为何不去东西市,反而要跑去北焕里劫掠市民并没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朝中众人心里对廷尉宣璠与谒者仆射杨众、廷尉正法衍三人联名上奏的内容都表示将信将疑。
在这种时候,依王允的个性,见到如此含糊不清的奏疏,少说也得上奏谏言,比如将负责审案的法衍斥责一番,再不济也得占据道义劝皇帝收敛行踪。
可是王允一直保持沉默,兴许是刘艾当日过府与其长谈起了作用,或许是因为陕县传来的事情,让这位司徒录尚书事焦头烂额,无法分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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