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像是江西、浙江那种文风兴盛之地，一下子出一群举人进士，他们名下的土地又该如何，这些也是问题所在。

　　是以范进打出的补丁就是，黄册一经编定永不更易，也就是说，在黄册编好之后，不管开出多少新田，都属于自己，其产出跟朝廷无关，只要有能力开田，就可以肆无忌惮地增加自己的财富。

　　在此之前，大明地方官府的一大功绩就是开发新田，开出若干田地，就是给国家增加了足够的收入。范进这个主张其实也非独创，而是参考了日后清朝的方略，想出来的裱糊手段。

　　清朝的赋税负担并不比明朝轻，所谓的用不加赋的依据，是建立在明末那种变态的特别税收摊派以及赋役基础上。之所以能挺那么多年，最重要的法宝既不是摊丁入亩火耗归公，更不是可笑的士绅一体纳粮，而是新田开发一概不算业绩。国家的田地数字恒定不变，不管土地变更河流改道，还是开发多少新田，都不计入国家户口数据。

　　这种方法看上去呆板僵硬，对于部分地区有欠公平，但整体而言，还是起到了一个减压阀的作用。虽然赋税高的吓人，但是有完全免税的新田作为调剂，两下分摊，税收也就不是不可容忍。换句话说，这种策略给了老百姓一个收入来源，认为开辟出灰色地带，让普通百姓有了活下去的希望，也就不想着逃跑或是造反。

　　对于地主以及地方的豪强来说，这也是个好事。毕竟他们对新田的开发能力强，老百姓开一亩他们就能开百十亩，开了这个口子，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开垦新田扩充家业，对这项政策不会反对。

　　苏松钱粮的豁免以及优免的提高，则是包裹于毒药之外的蜜糖。优免这种事大家都很欢迎，苏松籍的官员在朝堂上也很有些分量，这些人不管是出于个人目的还是爱护桑梓，都不可能出来唱反调。

　　吞下这个香饵，后面的钩子就甩不脱。总不能说只要优免，不许重定黄册，这种话在朝堂上立不住脚。苏松欠税抹平之后，重新厘定赋税，苏松籍官员当然欢迎，既然如此，重新勘定黄册也是必然之事，他们也没法阻止。

　　范进的这个建议，既是个革新，但也是和士绅的一个妥协。他从没想过与天下士绅乡宦为敌，这种想法本身也不符合明朝实际。地方上清查田地，总归离不开士绅宗族配合，彻底得罪他们，地方没法行政。重新定黄册的政策留了个后门：过去的黄册不看，未来的账目不改，这次你报多少就是多少。

　　以往一些隐没吞并见不得光的田地，都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洗白，对于士绅来说，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优免田地数字提高后，还能少报一部分田，有这些妥协的空间在，愿意配合工作的人总归是多数。

　　至于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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